（文/肖剑平）

槟榔文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咀嚼槟榔是人类最古老的习俗之一，观其风俗人情，可通古今，知礼义、表情意、息纷争、利民生，多元主体尽显，功不可没。槟榔最初只是一种用于咀嚼提神的植物产品，但在不断的社会交往中，成为一种嗜好，进入人的精神生活，更因仪式认同感凸显槟榔的文化象征意义。

泰国西北出土的槟榔栽培遗迹，证实了远在公元前一万年泰国就种有槟榔。生活于公元前900年左右的古印度诗人马哥则在诗中描述了讫哩史那王（Krishna）率领的士兵饮用椰子和嚼食槟榔子的情景。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南方地区便有人类生息活动。这里有温暖湿润、山野纵横的自然环境，极为适合槟榔的生长。可以想见，生息于此的先民们对槟榔必不陌生。秦汉时期，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的不断开拓，槟榔作为南方风物进入了中原宫廷与贵族的视野。槟榔出现在中国古籍文献中的记录，最早可见诸于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则更为全面地留下了关于槟榔的确切描述。有文献云，汉武帝破南越，中国之北土初闻槟榔。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从东南亚藩属国进贡的槟榔因其远来而珍异，受到上层贵族与士大夫们的追捧和喜爱，被视为待客赠友的珍品。宋（辽金）时期，海上丝路的开拓促进了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槟榔贸易，琼州岛（今海南省）槟榔种植也初具规模，开始向中央朝廷进贡槟榔。岭南地区出现发达的槟榔行市，食用槟榔之风在南方广为流传，“自福建、下四川、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而对黄河以北地区而言，食用槟榔则更是上层社会体现身份、彰显财富的方式。唐末以来，人们对于“异俗”的看法常常表现在诗文当中，这也是槟榔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琼州府（今海南岛）槟榔种植及产量大幅增加，海南与内陆的槟榔贸易日益繁荣，槟榔在九州华夏广为传播，成为上至宫廷帝王、仕宦之家，下及平民百姓的日常喜食之物。

对槟榔食用有很多的看法，持中性的看法是“是药三分毒”。公众对事物的看法都应一分为二，作为个人嗜好只能因人而异，不能一刀切。槟榔无论是药用或食用，都有很多益处，这是不可否认的。《本草纲目》等把槟榔列为重要的药用条目。南朝梁代医学家陶弘景著医学典籍《名医别录》，就总结出槟榔的药用功效：“味辛，温，无毒。主消谷，逐水，除痰癖，杀三虫，去伏尸，治寸白。”《异物志》、《南中八郡志》和《金楼子》等将槟榔列为重要的食用条目，视若“贵异”、“珍宝”，食之即“滑美”、“香美”，可以忘忧。如果将槟榔弃之不用、不食，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

槟榔为业已数千载，如今借科技之日盛，前所未有。槟榔作为文化产品仍为大众所接受，并逐步形成了槟榔产业。如湖南、海南、云南、中国台湾，槟榔业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从业者数百万人，纳税行善，利国利民。槟榔不一定对社会生产、生活有多大的贡献，但如果我们将它收缩在一个合理的层面上，能够揭示从古至今南亚、东南亚、海南、中国台湾、福建、广东、云南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食物来源和结构，经济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中国台湾一些学者认为，嚼食槟榔原是本土文化认同的标志，它承载着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意义，是传统社会文化礼仪不可或缺之物。槟榔食俗和礼俗，除了具有内在的物质文化的实用功效外，还有人类古今赋予其上的精神功能。物质功效会因时而变，精神价值却能持续传承。面对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逼，实体物质也许不能传之久远，但人类交流和传承文化价值并实现主体性能力与需求不会改变。同理，槟榔文化的多样性既不可抑制，也不会消除。槟榔习俗在今日中国的文化传承及其呈显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展示了中国槟榔习俗的文化多样性，更有甚者，它丰富了中国的民族文化。

对于槟榔产品应当适度处理，从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发展槟榔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