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具体何时何地何人开始嚼槟榔，实无详细的史料记载。中国最早记载槟榔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有“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一组词。其中“仁频”一词应来自爪哇语“jambi”的音译，即“槟榔”之意。

司马相如是如何得知“仁频”便是当今的槟榔？缘于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军南征，并于公元前111年结束了南越国的统治，班师带回了大量在南越国才有的热带植物，其中包括槟榔，并移植在扶荔宫。

荔枝也是在列的南越特产，汉末魏初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

槟榔与荔枝一样，对生长的温度和湿度要求较高。既然荔枝很难在北方开花结果，想必槟榔也是如此，更勿奢望品尝这异域奇珍的滋味。因此，笔者推测当时的中原并未有人嚼食过槟榔，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槟榔在中原地区通常只是以“南越异树”的形象出现。

东汉时，议郎杨孚（南海郡番禺人，今广州市海珠区）所著《异物志》中首次记录了岭南嚼食槟榔的习俗。虽《异物志》原书散佚，但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卷十·槟榔》引载的《异物志》文字中有槟榔的描述：“......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意思是：将槟榔剖开并煮熟，再将扶留藤和牡蛎灰与其搭配食用，不仅味道更加甘美，还有“下气及宿食，消谷”的作用。或许正因为槟榔具有下胃气、降宿食的效用，所以槟榔在东汉时期（公元25年～220年）才逐渐演化成了一种药材。

东汉末年，华佗首次将槟榔纳入药方。

其方一：“上痞者，头眩目昏，面赤心悸，肢节痛，前后不仁，多痰，短气，惧火，喜寒。又，状若中风之类者，是也。宜用后方：桑白皮（阔一寸、长一尺）、槟榔（一枚）、木通（一尺，去皮。一本作一两）、大黄（三分，湿纸煨）、黄芩（一分）、泽泻（二两）。”（《华氏中藏经·卷中·辨上痞候并方》）

其方二：“中痞者，肠满，四肢倦，行立艰难，食已呕吐，冒昧，减食或渴者，是也。宜用后方：大黄（一两，湿纸十重包裹，煨，令香熟，切作片子）、槟榔（一枚）、木香（一分）。”（《华氏中藏经·卷中·辨中痞候并方》）

中医术语里的“痞”,是指病人自觉胸中或胃脘部胀满不适,有似辣非辣,似热非热,似饥非饥,闷涩不适的感觉。这两个药方里都含有槟榔这味药，说明槟榔具备提神醒脑、下气、消食、祛痰的功能，与杨孚所记录的槟榔之用不谋而合。此后，槟榔作为一味中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获得了“四大南药之首”的地位。

从西汉的“南越异树”到东汉的中药，槟榔的身份完成了一次转变，其中原因仍须琢磨。前文提到，中原人第一次接触到的槟榔是来自南越，直到东汉时才发现了其药用价值。这说明药用槟榔有可能是西汉汉武帝攻打南越国时，由南越人传予中原人，直到东汉时才被广泛接纳；也有可能是东汉时官民被发配至岭南，通过当地人或自身摸索得知槟榔有抵御瘴气的功能。“瘴”首见于《后汉书·列传·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描述公孙瓒的长官坐法徙于日南（今越南广治省东河市）的场景：“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可见对医学技术还很落后的古代人来说，岭南的瘴气实乃恐怖之极。及至唐代，槟榔首次被称为“洗瘴丹”。《岭表录异》中提到“交州地温，不食此（槟榔）无以祛其瘴疠。”这意味着在东汉时，槟榔仍只是作为一味普通中药，其祛瘴的作用也许只有居住在岭南一带的人才知晓。直到唐代，槟榔“洗瘴丹”的名号才打响开来。                                                          

（许璐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