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奇 供稿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被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他们希望到靠北的中国港口进行交易，由此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北上运动”。在英国商界强烈要求下，尤其是在英国权臣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国务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支持下，国王乔治三世决定派遣使团出使中国，并正式任命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乔治·马戛尔尼（1737年—1806年），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曾先后任驻俄国沙皇陛下处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9月26日，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随员80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另有卫兵95名，由兵船护送。所携“贡品”约值13124英磅，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次年8月5日，使团乘坐的一艘装备六十门炮舰的“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进入天津，受到直隶总督梁肯堂的欢迎。8月9日，使团离大沽赴北京。9月2日，赴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帝。9月11日，马戛尔尼拜会相国和珅，重点协商觐见时用英礼还是用华礼的问题，并商谈觐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马戛尔尼说：“至此，礼节上之争执已完全终结。乃议决本星期六，为吾觐见皇帝之期，由相国亲为引见。”9月13日，使团抵达热河，向中国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1793年9月14日），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戛尔尼回忆说：“觐见之地为万树园。”清晨到皇帝所御之大幄近处一间帐篷等候，及至乾隆皇帝临近，他们被中国官员通知到路边站立，对面站着的是清朝官员，瞬间，“见皇帝坐于一无盖之肩舆中，用十六人抬之”。“有人指给我们看另一些肤色黝黑的使臣，他们也在这天上午觐见皇帝。他们头上包着头巾，光着脚，口中嚼着槟榔”。“舆前有执事官多人，手执旗伞旌节之属，驾过吾前，吾等曲一膝以为礼，华官则行其本国礼节”。

  乾隆英使觐见记

（英）乔治·马戛尔尼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礼拜六，晨四时，樊大人、周大人即来引吾等入觐。觐见之地为万树园。

余俟其升坐宝座之后，即恭捧英皇亲笔书信，入幄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呈书信于皇帝手中。此信装于一木匣中，匣外用钻石为饰。皇帝手接此信之后，并未启阅，仅随手交与旁立之相国。相国亦并未启阅，仅置之于宝座之旁一锦垫之上。于是皇帝乃以赠予英皇之第一种礼物授我，嘱为转呈。

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觐见的具体情景。当副使斯当东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位小孩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龙颜大悦，“解一所佩荷包中实槟榔者赐予小童”，另外还赐给他一块翡翠。这无疑是莫大的荣耀，小斯当东也十分高兴。这两件御珍至今仍收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复次，余引史但顿（即斯当东）爵人觐言，敝使奉命东来，敝国政府命史但顿爵为副，万一敝使遇有意外或有身故等情，即由此人代理。

于是，史但顿自至宝座之前，曲一膝以为礼状，与吾同。皇帝亦赐之以如意一枝，亦系绿色式样与赐余者相差无几。史但顿亦亲呈**二枚，以为皇帝寿已而余导入部下。各员使一一觐见，皇帝均以相当之物赏赐之。

参考《出使中国记》曰：“觐见时，皇帝向钦使曰：你部下随员中有人懂得中国语言否？”钦使答言：“仅有一厮养之小童（此系史但顿之子小史但顿言，厮养者史但顿之谦辞），年不过十三岁，能懂得几句。”

皇帝大喜曰：“快叫他来见见。”

钦使如命，引之至宝座之旁，亦令行曲一膝之礼。

皇帝乃与此小童谈话，问答未几，遽欣然自腰带上，解一所佩荷包中实槟榔者赐与小童。然不知此小童之言语，果能使皇帝娱意而赐之耶？或皇帝见其活泼温和之状而赐之也。

又，安德生氏《随使中国记》曰：“皇帝接见钦使时，意态颇觉欢忭。后与史但顿之公子小史但顿相见，睹其天真烂熳之状。又闻其能解六国语言，乃大加欺赏赐，以极美之扇子、一柄荷包及小皮箧数事，谓此儿相貌佳，天资亦高人一等云。”

觐见之礼既毕，吾等依引导者之指示自宝座退下，至其左旁所铺锦垫之上坐之。中国各大员则依其官级之大小坐于右旁锦垫之上。

9月15日，马戛尔尼事先委托清大臣向乾隆表达这次来到大清国还想看看风景名胜之意，最好能够参观热河之御园（万树园）。得到乾隆皇帝首肯后，他凌晨便前往驾候，第二次觐见。

十五日，礼拜。

皇帝首肯，且令余今日往觐。

故今日早晨三点钟，吾等即起。

驾候至三点钟久，驾方至，其状与昨日和同。皇帝自坐一极高之无盖肩舆，用十六人抬之。见吾辈立于门前，即一面令舆夫停舆，一面招吾至舆前谈话，为状颇觉亲切，言曰：“朕此时要往宝塔上礼佛去。……你要往万树园中去玩儿，我便找几个人陪你去，可是万树园地方太大了，一下子也玩不了许多，你到了园中爱什么地方，便叫他们引导，不必拘束。”余即向皇帝行相当之礼称谢曰：“敝使蒙陛下被以殊恩，使草野之人得增见识，实属感激不尽。”

在热河游玩了几天后，使团便于9月21日回往北京。10月7日，相国和珅向使团交呈了乾隆帝的回信和回礼。使团离开北京。12月9日，沿京杭大运河、再从杭州乘船抵达广州。1794年1月1日，两广总督爱新觉罗·长麟奉旨宴请使团。之后，使团在澳门停留了一段时间，于3月17日离开中国，9月6日回到英国朴茨茅斯军港。

参考文献：

[1]（英）乔治·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 乾隆英使觐见记[M].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

[2] 冯尔康.试析康雍乾三帝接受俄葡英三国使节国书礼仪[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79-93.

[3] 绍东.九三年——《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重读感言[J].出版广角,2006,6:36-38.

（原载张作奇编著《槟榔百典》，待出版）